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
现在居住在北京，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作品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1]
2017年12月，王蒙《奇葩奇葩处处哀》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2019年9月23日，王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3]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蒙“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王蒙生于北京。父亲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教北京大学。母亲河北省沧州人，曾任教北京市某小学。王蒙的名字是其父的朋友何其芳根据法国小说《茶花女》中的主人公阿芒所建议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10月至1950年05月，在北京河北中学学习时入党，成为共青团北京市工委干事，中央团校二期学员，同时开始文学创作。
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4]
青年时期
1953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5年，王蒙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小豆儿》，描写一位少先队员发现其舅舅（？）是国民党特务而告发的故事。
1956年，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描写一位新到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对官僚的领导不满。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表达共产党的干部也有阴暗面，该小说迅速引起轰动，并使王蒙于此年被划为“右派”。[4]
打成右派
1958至1962年王蒙在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成为“摘帽右派”。
1962年曾到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一年。
1963年至1978年王蒙在新疆伊犁伊宁市和伊宁县下属巴彦岱镇巴彦岱公社二大队生活工作，在学习维吾尔语之后任汉语翻译，后任二大队副大队长。[4]
文革之后
1978年王蒙调回作协北京分会。
1979年，被共产党平反。王蒙回京后第一篇短篇小说《说客盈门》描写一位厂长处罚了一个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之后，该工人的许多亲友去游说该厂长的故事，讽刺了当时的“走后门”现象。其后王蒙撰写了多部小说、杂文，曾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坛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979年06月，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夜的眼》《表姐》。
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
1986至1989年。期间任文化部部长。
2002年，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
2005年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任命王蒙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2006年11月，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同年5月，王蒙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十九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先后作了《谈中华传统诗词》《语言的功能与陷阱》和《红楼梦中的政治》三场主题演讲。[5][6]
2007年王蒙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引发争议。
2010年5月，王蒙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苏志武校长代表学校向王蒙教授颁发了聘书；5月22日，王蒙到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讲课，并受聘为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宋培基副书记代表学校向王蒙颁发了聘书并佩戴校徽。同年，出版《庄子的享受》、《老王系列》。同年，与郭敬明做客北京卫视一档名叫《书香北京》的节目，在夸郭敬明“聪明、谦和、语言好”后，又不客气地批评他“爱堆砌华丽辞藻”、“文章华而不实”等，最后他还点了郭敬明的死穴：太做作。[7]
2010年11月15日，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2011年12月1日，王蒙接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颁发的聘书，佩戴上校徽，正式成为文学院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副校长黄泰岩主持聘任仪式。
2012年6月，出版《中国天机》。12月，王蒙受聘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并做了题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主题演讲；12月20日，王蒙接受了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文化吉林》杂志主笔董喜阳的专访，题为《古稀王蒙：光荣与信仰》，并为《文化吉林》杂志题字。
2013年4月，79岁的老作家王蒙出席参加了在位于海口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式。[8]出版《这边风景》，其尘封四十年之作长达70万字的小说；5月，王蒙受聘成为伊犁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并做了题为《王蒙与伊犁》的主题演讲。10月15日，著名作家王蒙80大寿，在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蒙八十自述》一书中，首次提到，他在2012年遭遇相伴60年的夫人去世之后，重新遇到新的爱情。他还坦率地对外介绍他的“新夫人”至资深知名记者、“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9]
王蒙
2014年5月1日，王蒙文学艺术馆在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落成并开馆。[10]11月17日，在著名作家路遥逝世22周年纪念日，包括王蒙在内许多名家名作被指是“不够资格”获得将于12月3日路遥生日时公布最终结果的以路遥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王蒙的晚年长篇作品《闷与狂》，在路遥文学奖的评委中却遭遇了冷遇。[11]
2015年1月6日，王蒙受聘为三沙市首批5名政府顾问之一。[12]
2019年10月17日上午，王蒙文学馆在中国海洋大学揭牌。在王蒙80年代前的创作中，日常生活写作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政治生活叙事，在影响上也小于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郑波和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史诗，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颂歌，政治意识十分强烈，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在没被打成右派之前，由于深受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自身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后，吸取教训，将工农兵设为主角，从而文学这一政治化的倾向使得他迅速脱离泥塘。在文革爆发以后由于其突出的政治敏感些，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针，没有受到迫害，在新疆维吾尔族做支队副队长和群众打成一片，文学作品那时候几乎停滞。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17]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也从中流露出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现，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文革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他的这种“中庸”的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融贯通。
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中都有体现。在《布礼》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和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更加执着与坚定。同样，《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也并未让他对党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后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张思远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然批判了像张思远这样的为官者盲从，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和对社会的摧残，但是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现实不可改变的谅解和对受害知识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后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有作者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有作者满怀热忱的期待。 在《海的梦》的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劫难过后，最终还是又回到王蒙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中来。
王蒙
